論語讀書筆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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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很多篇章談到做人的題目，這對當代人具有鑒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以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早晚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題目上夸大最多的題目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于第一位的。孔子說：“***進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以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氣力。
那么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回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 (《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欺侮，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論語讀書筆記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輕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看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天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夸大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夸大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據在于德，憑籍在于仁，活動在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為什么夸大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里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熟悉，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于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學而時習之。
學而優則仕。
儒學對學習非常重視，《論語》開篇就是“學而時習之”，《荀子》則用大段大段的理論去闡述學習的目的、方法、對象，《朱子語類》也有整卷內容關于學習的心態、內容。至于以后的科舉制度，夸張地闡釋著“學而優則仕”的理論，如此大張旗鼓地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古今中外，莫有甚者。
孔子時代的學習，想來還是很全面的，作為學生，要學習禮、樂、射、御、書、數等“職業技能”，其中文化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說，當時孔子的教育是全面的素質教育，孔子的學生對于這六藝各有所長，并非腐儒、書生、書呆子，他們平時能傳播禮樂、文化，謹守禮儀，戰爭的時候又能上陣拼殺，符合著先秦時期士人的傳統。孔子自己對于這些技能也很在行，在《論語》中，孔子自己能操琴、善御、善射，至于禮、書自然掌握更多，只是“數”基本沒有論述，不過，孔子的學生中，子貢做生意很在行，也許他在數的方面有所專長吧。但是，在孔子之后，儒家卻沒有繼續把這六藝堅持下來，子思、荀子、孟子在其著作中并沒有談及這六藝，而是把儒家的基本
理念反復論證，更多地是作為純粹的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在君王、重臣面前，漢代的經學、宋代的理學、清代的考據學、當代的儒哲學，無不是以文化作為重點，無不是以理論發揚為目的。其原因應還是在于知識的增多以及職業化，個人的能力、精力有限，要想在社會上有所成就，則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擇其一而專。論語讀書筆記學，前提是人的不完善，必要條件是有先知先覺者。要完善自身，必須不斷地向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的學習，先生，也就是先于自己而知、悟者，職業化的先生，就是教師。基于此，師生關系在儒家體系中成為重要的一環，隆師親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說雖有夸大，但對于老師的尊重和敬仰可見一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者也”，其對象自然是學生，那么，傳授些什么呢?籠統地方面是“道”，具體的方面是“德”，傳授的`方法通常通過解讀古代的文化典籍入手，這也就是我們可以想象出的私塾學生誦經讀書的場面，水平更高的學生，則就典籍中的疑難問題或自身疑問請教于老師，如宋代以來的書院教育。至于學生的年齡和畢業、文憑等現當代的條條框框，在古代并沒有限定，似乎入仕倒是可以作為一個離開書院的標準。
學與習是息息相關的，其中的“習”對于古代的學生來說尤為重要，學屬于“傳”，老師可以面對眾多學生傳授知識、技藝以及為人師表，但個人的領悟與否則在“習”中體現出來，例如孔子對于顏淵的溢美之詞毫不吝惜，特別是關于好學方面，其緣由是顏淵能夠自
己揣摩，并提出關鍵性的問題或一語中的。而習，當作溫習、思考解，如果擴大一些，習還應該包括踐行，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曾子說，每天都要反省自己 “傳不習乎?”至于之后儒學的“知行”范疇，也該包含著學習這一內容。孔子時代的學與其之后的學不同，習，自然也不相同。流傳到如今，學習更多地體現在理論知識方面，以知識的掌握程度作為學習的評價標準，考試制度則是這一標尺的具體體現，但這一標尺并沒有涉及到做人、做事，也就導致著知與行的分離。
學與習的分離，知與行的分離在西方哲學中并不在意，如西方哲學對哲學家的評價不在于其人品如何，而在于其著作、成就如何，為師不一定要成為學生的表率，為人不一定要符合道德規范，做事不一定要符合社會規范，哲學家的論述可以與其行為無關，如此等等，儒家與西方哲學的對比，引導出“內圣”與“外王”的兩個方面出來，兩者雖不是各擅勝場，但都屬于社會的各取所需，都具備合理性。儒學更注重于內圣，因而體現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來，對于先生、典籍的理解，盡力去為之尋找出合理性，如果自己的理解和老師所說、典籍所述有所不同，則首先把責任歸之于自我的愚鈍，如是而為可以達至內圣獲得區域性地聲望，不過在懷疑、創造方面則有所缺失;西方哲學的內圣并不在理論視野，即使專門的倫理學也只是屬于“元倫理學”，在善、正義、美德等幾個范疇的根本來源上打轉，沒有對人的基本和終極要求，根本上仍然屬于哲學的范圍，宗教的道德規范相對來說框得過細，“原罪”的前提并沒有把人的完善放在其
中。儒學與西方哲學各有缺失，但是否會互補?我認為難度很大，畢竟儒學強調的是個人的責任和義務，西方強調的是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大的社會環境根本不同，除非儒學能根據現代社會的需求，開出個人的自由與權利，西方能認同儒學的責任與義務。全球化的局面下，興許有可能性，但并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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