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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人物：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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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人物：李白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詩人，其非凡的自負和自信，狂傲的獨立人格，豪放灑脫的氣度和自由創造的浪漫情懷，充分體現了盛唐士人的時代性格和精神風貌。盛唐詩歌的氣來、情來、神來，在李白的樂府歌行和絕句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的詩歌創作，充滿了發興無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氣勢浩瀚、變幻莫測的壯觀奇景，又有標舉風神情韻而自然天成的明麗意境，美不勝收。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中國文學史人物：李白

　　第一節李白的生平、思想與人格

　　李白的生平李白的思想與人格

　　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還是個謎。李陽冰《草堂集序》和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新唐書》本傳，都說他是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這樣他就與唐皇室屬于同一世系。但這一說法存在許多矛盾。不知由于何種原因，李白先世謫居條支或碎葉，李白就出生在那里。大約在他五歲時，隨家從碎葉遷居蜀之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縣）。他父親“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何以要隱瞞名字，因何遷居蜀中？都成了千古之謎。不過這可能是一個富有的、有文化教養的家庭。李白說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二首其二）。可知他早期曾受過很好的教育。

　　他的少年時代，受到道教的深刻影響。蜀中是道教氣氛濃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幾位著名道士，是開元年間很受朝廷重視的人物。李白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勝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環境對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響至大。他說“家本紫云山，道風未淪落”（《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他說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興》八首其五）。道教的影響，幾乎伴隨他一生。

　　大約在１８歲時，他隱居大匡山讀書，從趙蕤學縱橫術。在以后的歲月里，我們還可以看到李白思想中縱橫家的某些印記。在大匡山的幾年，他往來旁郡，游劍閣、梓州。２０歲游成都，謁見益州長史蘇颋，受到賞識。他后來說的“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可能也指此事。蜀中又是一個有著任俠風氣的地方，俠士風概對李白也有影響。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說他“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魏顥《李翰林集序》甚至說他“少任俠，手刃數人”。他自己也說：“結發未識事，所交盡豪雄，……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他的青少年時期，就是在隱居與漫游、神仙道教信仰、任俠中度過的。

　　開元十二年（７２４）李白游峨眉山。秋，他從峨眉山沿平羌江（青衣江）東下，至渝州，寫下了《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在這首詩里，開始出現了李白日后詩中的那種濃烈、奔瀉而出的感情，那種奔放的氣勢。第二年春，他東出夔門，“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上安州裴長史書》）。他東游洞庭、登廬山、至金陵、揚州，往游越中。然后西游云夢，經襄陽，作客汝海，不久便在湖北安陸定居下來，與故宰相許圉師的孫女結婚，從此“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從侄耑游廬山序》）。以安陸為中心，開始他的干謁與漫游的生活，歷江夏、襄陽、洛陽，北上太原，南下隋州，又回到洛陽。他后來有《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詩，記此數年間之行蹤。這幾年，他以一種迫切強烈的心情，上書安州裴長史、韓朝宗，希求薦用。“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憶襄陽舊游贈濟陰馬少府巨》）。韓朝宗以善舉賢才名聞當時，但他也未能薦舉李白。干謁失敗之后，他大約在開元二十四、五年前后，西入長安求仕，結果是大失所望。他在長安看到的是官場的黑暗，心中充滿憤慨與不平。《古風》中的好幾首，作于此時。如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游方及時。子云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嗤。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云開甲宅。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蜀道難》、《梁父吟》、《行路難》都集中地表現了這個時期的憤激不平情緒。《行路難》云：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粟。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

　　“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閽者怒”（《梁甫吟》）。他帶著失敗的心情離開長安，再次漫游，從梁、宋而洛陽、襄陽，然后舉家遷居山東任城，與孔巢父等隱于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或者由于他的名聲，或者還有人薦舉，天寶元年（７４２），機會終于來臨，李白奉召入京，供奉翰林。這是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時期，玄宗“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置于金鸞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李陽冰《草堂集序》）。他自己也說：“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鸞駕出鴻都，身騎青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駕去溫泉宮后贈楊山人》）但不久，就為朝中權貴所讒毀，他在仕途上再次遭受打擊，天寶三載以“賜金放還”的名義被迫離開長安。這次他的憤慨更為深廣：“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鞠歌行》）他沿黃河東下，來到洛陽。在洛陽，與杜甫相遇，結下了千古傳頌的深厚友誼。兩人同游梁、宋，在那里又遇高適，懷古登臨，縱酒射獵。之后，他在齊州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箓，再次舉行入道儀式。這時他的思想是復雜的，既悲慨不平，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贈蔡山人》）。對朝廷充滿不滿與失望的情緒，但又關心國家命運、積極入世，希望建立功業的心情并沒有消退。他寄家東魯，南下吳越，北上薊門，近十年的漫游，都帶著這種復雜的心情。北上薊門經大梁時，他醉別于逖，依然是一腔慷慨豪情：“太公渭水獵，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夋兔>兔何足言。……勸爾一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為我楚舞，吾為爾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恥作易水別，臨歧淚滂沱。” （《留別于十一逖裴十三游塞垣》）在幽州，他預感到安祿山行將叛亂，憂慮不安。安史亂起，他正在廬山，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詔，出兵東南，經九江，李白以為報國的時機已到，入永王幕，慷慨從軍。而此時肅宗李亨已即位靈武，以叛亂罪討伐李璘。李白也因反叛罪蒙冤入獄，長流夜郎。乾元二年（７５９），他在流放途中遇赦放回，流寓南方。上元二年（７６１）聞知李光弼出征東南，他又想從軍報國，無奈半道病還，往當涂依縣令李陽冰。于次年病逝于當涂，年６２歲。

　　盛唐士人積極入世、進取的人生態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個功名心很強的人，有著強烈的“濟蒼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舉入仕之路，又不愿從軍邊塞；而是寄希望于風云際會，始終幻想著“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蓋世功業之后功成身退，歸隱江湖。他仰慕傳說中作過小販、屠夫，８０歲在渭水邊上遇文王，９０歲封為齊侯，建立了不世功業的呂望；仰慕筑過墻，后來建立偉大功勛的傅說；仰慕隱于高陽酒肆，后來不費一兵一卒就為劉邦取得７２座城池的酈食其；仰慕魯仲連、寧戚、范蠡。而事實上他所面對的現實與他所仰慕的這些帶著傳奇色彩的人物所處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他的過于理想化的人生設計，在現實人生中當然要不斷遭致失敗。這使他常常陷于悲憤、不平、失望之中。但由于他始終向往著這樣的理想，他又始終保持著自負、自信和豁達、昂揚的精神風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進取的精神高度地升華了，帶進了一個理想化的境界。

　　神仙道教信仰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的近千首詩中有一百多首與神仙道教有關。他正式入道，“名在方士格”。他煉丹服食，是非常認真的，充滿對于神仙境界的幻想。當他仕途失意的時候，便進一步走向道教。但有時他又對神仙世界持懷疑態度：“仙人殊仿佛，未若醉中真。”道家和道教信仰給了他一種極強的自我解脫的能力，他的不少詩表現出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的思想，而其實是渴望任隨自然、融入自然，在內心深處深藏著對于人生自由的向往。在他的人格里，有一種與自然的親和力。山水漫游，企慕神仙，終極目的是要達到一種不受約束的逍遙的人生境界。他的狂傲不羈的性格，飄逸灑脫的氣質，都來源于這樣的思想基礎。賀知章曾稱他為“謫仙人”，他也以“謫仙人”自居，同樣出于對不受約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他的明朗、自信、壯大、奔放的感情，也基于這樣的人生向往。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點，便是獨立不羈，不受任何約束。這是魏晉開始的人的覺醒發展至巔峰的產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華的產物。

　　第二節李白的樂府與歌行

　　古題樂府的創新與個性特色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李白歌行的價值

　　李白是個非常自負的詩人，在《古風》其一中，他有感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對“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提出批評，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因此，繼承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優良傳統和詩歌風骨，就成為他振起詩道的革新手段，主要體現在他大力擬作古樂府的創作實踐中。

　　李白的樂府詩大量地沿用樂府古題，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能曲盡擬古之妙。其創新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題寫現事，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如《上之回》、《丁都護歌》、《出自薊北門行》、《俠客行》等，均屬于緣事而發之作，與《古風》詩一樣，表達的是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托。再一方面，則是用古題寫己懷，因舊題樂府蘊含的主題和曲名本事，在某一點引發了作者的感觸和聯想，用它來抒寫自己的情懷。

　　這后一方面的樂府詩，因偏重于主觀抒情，更能體現李白詩歌創作發興無端、氣勢壯大的個性特色。其妙處常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既可以說它有寄托，也可以說它只是抒寫感慨，想落天外，奇之又奇。如《蜀道難》的古辭寓有功業難成之意，正是這一點，觸動了李白初入長安追求功業未成時的悲憤。他用這一古題抒發自己的感嘆，于詩中再三嗟嘆“蜀道難難于上青天”：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游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對于蜀道高峰絕壁、萬壑轉石的險難的渲染，也是詩人對于世道艱險的渲染。再如《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愿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潔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此詩的樂府舊題，含有以飲酒放歌為言之意。李白由此引發，抒發“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壯氣概，把借酒銷愁寫得激情澎湃。具有大河奔流的氣勢和力量，不僅把原曲的主題發揮到淋漓盡致，還充分展示出詩人狂放自信的人格風采。

　　李白的這一類樂府詩，雖說是擬古，卻處處有“我”在，呈現出他人無法摹似的個性特色。如《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從語調到氣勢，都是李白式的，以第一人稱的抒懷和議論表達主觀感受，完全打破了傳統樂府用賦體敘事的寫法。詩人在選擇樂府舊題抒寫己懷時，常根據這個題目在古辭中的寓意和情感傾向，進行創造性的生發和聯想，運用大膽的夸張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觀感受，以縱橫恣肆的文筆形成磅礴的氣勢。李白將自己的浪漫氣質帶進樂府，從而使古題樂府獲得了新的生命，把樂府詩創作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

　　李白把自己的個性氣質融入樂府詩的創作中，便形成了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有一種奔騰回旋的動感。這種動感，見諸于字句音節時，常表現為句式的參差錯落和韻律的跌宕舒展，在雜言體的樂府中尤為明顯。李白樂府的代表作，如《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和《行路難》等，大都是以五、七言為主的雜言體。這種雜言體樂府，在體制和格調方面，與唐代盛行的歌行體幾乎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李白的樂府詩創作，實已完成了從漢魏古體到唐體的根本性轉變。

　　李白歌行的創作成就比樂府高，但兩者之間的界限不容易劃清。一般將李白古詩中以歌、行、吟、謠等為題的縱情長歌，作為其歌行的代表作，諸如《襄陽歌》、《扶風豪士歌》、《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少年行》、《古朗月行》、《江上吟》、《玉壺吟》、《染園吟》、《夢游天姥吟留別》、《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等。

　　在這些作品里，抒情的意味更濃，詩人以主觀情感和意向為軸心展開篇章，飛騰想象，虛實相間，筆勢大開大合，有時順流直下，有時大跨度跳躍，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如《玉壺吟》：“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又如《夢游天姥吟留別》：“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種李白式的抒情，似暴風急雨，驟起驟落，如行云流水，一瀉千里，像是從胸中直接奔涌噴吐出來。其《陪侍御叔華登樓歌》云：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此詩作于李白二入長安、被以“賜金放還”的名義廢逐之后，高傲自負而不為世所容，一種難以抑制的悲憤之情如火山爆發。強烈的不平和憤懣并未減弱其不可一世、自命不凡的氣概，反而是“抽刀斷水水更流”，悲感之極而以豪逸出之，更加慷慨激昂。他竟能將失意的哀感，也表現得如此淋漓酣恣，如此氣勢凌厲，悲中見豪，令人心醉神迷，又感到振奮。這是他超于常人的不可及之處。

　　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詩歌創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無依傍，筆法多變，達到了任隨性情之所之而變幻莫測、搖曳多姿的神奇境界。不僅感情一氣直下，而且還以句式的長短變化和音節的錯落，來顯示其回旋振蕩的節奏旋律，造成詩的氣勢，突出詩的力度，呈現出豪邁飄逸的詩歌風貌。李白獨特的藝術個性，及其非凡的氣魄和生命激情，在他的歌行中全都展露出來，充分體現了盛唐詩歌氣來、情來而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具有壯大奇偉的陽剛之美。唐文宗曾下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新唐書·李白傳》）因這三者都是盛唐藝術追求浪漫個性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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