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觀

　　在思維方式上，強調整體性、和諧性、統一性，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而從先秦的“天人合一”論到宋明的“萬物一體”論，則是這一特征的集中體現。

　　我們的祖先在商周之際就開始了對天人關系的探討和闡發。注重人與天、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統一和協調，即“天人合一”觀念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觀念。儒家經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婦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天地、萬物以及以禮儀為行為規范的人群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而天則是這個統一體的主宰、本源。《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者天之道也”，“誠”即是“天道”，人只要能擴展天道德性，就會達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個自然界、整個社會的合一。

　　孟子更以簡練的語言概括了“天人合一”思想：“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性”即人固有的仁義禮智，植根于“心”，人只要極盡其心以思行善，便可知其“性”；知其“性”，便可知“天道”貴善，于是心、性、天相通，融為一體。

　　先秦道家同樣主張“天人合一”。道家的“道”，同儒家的“天”一樣，都是宇宙的本體，只不過道家更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42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莊子更從道的觀念出發，認為天地、萬物和人是齊同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

　　西漢武帝時期，適應加強國家統一、實行朝政改革的政治需要，董仲舒進一步發展了先秦以來的“天人合一”觀，明確地提出了“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哲學命題，使“天人合一”觀念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天與人雖然是相互區分的，但由于人“類于天也”，同類相通，因此統一成一個整體，即天與人“合而為一”。

　　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理論的政治目的又在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家學說統一社會思想，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帝國統一。他特別強調“大一統”，強調“一”，而實現“大一統”則要依靠國王。他在解釋“王”字時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人是一個統一體，而將他（它）們串聯、貫通起來的則是“王”。因此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君是現實世界代替天統御臣民和萬物的主宰。

　　宋明理學使儒家學說更加哲理化。理學中的程朱學派視超時空的精神實體“理”（“天理”）為宇宙本體，是“天地萬物之根”；陸王學派則視主觀的“吾心”（良知）為宇宙本體，“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理學家把“天人合一”觀又向前推進一步，他們不再停留在直觀地講“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在哲理思辨的高度上加以表述。在董仲舒那里，天、人是有區別的，是“合而為一”；而在理學家這里，則天、人無別，它（他）們本來就是一體，“一”在“天理”或“吾心”之中，因此“不必言合”。以“天理”或“吾心”為核心，不僅天與人，而且與社會、自然、萬物都凝結為一體，明確提出“萬物一體”論。程朱認為，“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里來。”（《二程全書·遺書二》）陸王學派的大師王守仁則對“萬物一體”論作了系統全面的論述。

　　王守仁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最富創造力的思想家。他所構建的以“致良知”為核心內容的心學體系，在理論形態上把宋明理學推向頂峰。這個心學體系雖然非常完整和縝密，但其基本點則是四個“無”：“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學”。“心之靈覺”，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靈”、“萬物的主宰”，又 是“天理”、“至善”和學問。在這里，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都以“良知”即“吾心”為源頭、為基點統一起來、同一起來，融為一體。也就是說，人及宇宙中的萬事、萬物以及關于萬事、萬物之理，都統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 王守仁從“良知”是宇宙本體出發，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天地、人與萬物的關系問題上，形成“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整體觀，把先秦以來的“天人合一”觀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守仁認為，不同等級、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顯露發用，就是“天道”的貫徹流行。“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于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于萬代之后，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公全書·書朱守乾卷》）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與人，不論是富貴貧賤，也不論是古今遠近，就以“良知”為融匯點，凝成一體。王守仁還認為，不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間萬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與天地、萬物的共同發源處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與天地、萬物凝為一體。他論證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無人的良知， 亦不可為天地”，因此“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王守仁還以“萬物一體”觀解釋了儒家經典《大學》中關于“明德”、“親民”的命題。所謂“明德”即是吾心中固有的完美的德性，亦即孔子講的“仁”。而“仁”又是什么呢？他回答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因此，“明德”也就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親民”，即“仁民”（親之即仁之也），也就是用“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來對待百姓，“安百姓，便是親民”（《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不過，在王守仁“萬物一體”的整體觀中，人與人之間的愛是有厚薄親疏的，物與物之間是有等差的。愛之所以有厚薄，這不是人為刻意要這樣，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該如此”。而這個“合該如此”的“道理”則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這也就是封建倫理道德義禮智信。按照這個“條理”，得不到愛，甚至作出犧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不論是用草木去養禽獸，還是宰禽獸以養親、祭祀、宴客，抑或簞食壺羹寧救至親不救路人，這都是“道理合該如此”，要做到“心又忍得”。 既然愛有等差厚薄，那么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也就“合該如此”了。王守仁把社會人群分為生知者、學知者、困知者三類，“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而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綱常倫理又是從“良知”上自然發生出來的，同樣是“合該如此”。因為是“萬物一體”，所以要“仁民愛物”；因為愛有差等，所以必須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和封建倫理綱常。為了緩和社會階級矛盾必須親民愛民，施行仁政；而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又必須確保封建等級制度不受侵犯。這些都是封建時代難以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無數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為此用盡了聰明才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和方略。應該說，王守仁的“萬物一體”論對此從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輩作了更完整、更嚴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確信，只要貫徹“以萬物為一體”，就可以把整個社會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親相愛、不分彼此的和諧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因此便可實現天下大治。毫無疑問，王守仁的宇宙觀和歷史觀都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其價值觀，強調個體絕對服從整體，個體是缺乏獨立性的；他所憧憬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美好國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盡管如此，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思維方式，他的心學是有其歷史必然性和時代進步性的。特別是他的“萬物一體”論把中華傳統文化的整體和諧觀念提高到一個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義。

　　從先秦諸子的天人之辨，到漢代董仲舒“天人合而為一”命題的明確提出，再到宋明理學家“萬物一體”論的形成，整體觀像一根紅線鮮明地貫穿于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全過程，是中華民放傳統文化的主流觀念。這種整體觀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釋放了巨大的影響力，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和凝聚，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在當代，對中華民族傳統整體觀加以揚棄，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義的東西，弘揚其強調整體、和諧、統一的合理內容，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它的積極意義，還將超越國界，在世界范圍內，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重視。這也是中華文明對世界人類文明做出的杰出貢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