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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載籍、書籍是一個概念嗎？
簡單說，這三個稱謂是同一概念，但出典各不相同。《孟子·告子下》說：“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此處的“典籍”，漢趙岐注曰：“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即關(guān)于先祖法度的文字記載。《尚書序》稱：“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后漢書·崔寔傳》說皇“少沈靜，好典籍”。這兩處的“典籍”，就是書籍的意思了。《史記·伯夷列傳》說：“夫?qū)W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后漢書·班固傳》說班固“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這里的“載籍”也是書籍的意思。“書籍”則是為了傳播知識、介紹經(jīng)驗、宣揚思想、闡述主張，通過思維創(chuàng)作、用文字圖畫或其他符號書寫、刻印在一定載體上的著作物。因此典籍、載籍、書籍只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稱謂，本質(zhì)上沒有區(qū)別。
什么叫初期書籍？
中國書籍史分為兩個階段，一個叫初期書籍階段，一個叫正規(guī)書籍階段。這兩個階段中，書籍的制作材料有所不同，也有交叉。所謂初期書籍，是指早期文字記錄，或者說是檔案材料，例如甲骨文書、青銅器銘文、早期石刻資料等。這些東西，說它是書籍，卻又缺乏正規(guī)書籍的完整內(nèi)涵；說它不是書籍，又是當時人們思想支配下人類活動的忠實記錄，具備了書籍的某些特征和因素，因此在書史研究中被稱為初期書籍。
什么是正規(guī)書籍，其制作材料有哪些？
書籍有兩種形態(tài)：一種是它的意識形態(tài)，一種是它的物質(zhì)形態(tài)。當意識形態(tài)要用文字表現(xiàn)時，就要面臨著附材料的問題。這個被著附的材料，即書籍的制作材料。正規(guī)書籍出現(xiàn)之后，內(nèi)容不斷豐富，文字不斷加長，初期所采用的甲骨、青銅器、石塊、玉片等材料不敷應(yīng)用，于是就出現(xiàn)了竹書、木簡書、縑帛書。關(guān)于從初期書籍到正規(guī)書籍所使用的書寫材料，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墨翟有過較為全面的闡述。
《墨子·貴義篇》中說：古圣賢王為了將治世之道傳給后世子孫，以便其有所遵循，有所效法，就將他們的治世之道“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后世子孫”。
《墨子·明鬼篇》中說：“古者圣王必以鬼神為，其務(wù)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后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后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
《墨子·兼愛篇》中說：“何知先圣六王之親行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并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
墨子的這些話，雖然不是為了闡述書籍制作材料，卻是紙書出現(xiàn)以前我國書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根據(jù)他的總結(jié)，在紙張作為書籍的制作材料以前，金屬器皿、石塊、玉片、竹簡、木簡、版牘、縑帛，都充當過書籍的制作材料。紙張出現(xiàn)并取代上述材料成為書籍制作的主流載體，在我國歷史上已經(jīng)是較晚的事情了。
如何對書籍制作材料進行加工？
王充《論衡·量知》記載：“竹生于山，木長于林。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為契，木片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這是竹簡、木牘制作過程的粗略描述，即選好竹子后，視書籍用簡長短，將竹子一段段鋸成竹筒，再用刀斧將竹筒劈開，成為竹簡。同理，在選好、伐倒樹木后，視書籍所用簡、牘的長短，先橫向鋸成一段一段的圓木，再縱向劈削成厚薄一致的木板，然后根據(jù)不同需要將木板裁成方版或板條。方版用于寫短文，板條制成當木簡。《禮記》載“百名以下書于方，百名以上書于策”，即指不足百字的短文用方木版寫；百字以土的長文，方版寫不下，則要寫在編連成冊的竹、木簡上。但竹木經(jīng)過簡單加工后，還不能直接用于制作書籍。濕木必須背干，否則不但容易生蟲朽蠢，還會干燥變形；新竹帶有青皮，不易吃墨，且含有水分，也易生蟲朽蠢，必須對它們進行加工處理，才能用來書寫文字。西漢末年，劉向作《別錄》說：“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于之……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蠢，謂之殺青，亦曰汗簡。”經(jīng)過加工的竹、木，再作為書籍的制作材料，歷經(jīng)2000余年仍可完好如初。建國前后出土的大批竹木簡，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縑帛作為書籍的制作材料也需加工。一般用于制作書籍的縑帛，要在上面畫出或事先織出邊欄和界格。黑色的稱“烏絲欄”，紅色的稱“朱絲欄”。這種加工是對竹木簡冊書籍的模仿。帛書的上下兩道邊欄，顯然是竹木簡冊上下兩道編繩的模擬；而行字之間的界線行格，則是條條竹木簡形象的再現(xiàn)。《后漢書·襄楷傳》記載，漢順帝時瑯邪宮崇曾呈獻一部道家作品《太平清領(lǐng)書》，凡一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即在潔白的縑帛上寫著烏黑的文字，文字間畫著朱紅界行，卷首接青色綾子，綾子上用朱筆注明劃分段落的小標題。這就屬于極其精細的加工了，可見中國古代帛書的卷面制作已相當精美。
制作書籍用紙怎樣加工？
紙取代簡、帛充當書籍制作材料時，首先在形式上模仿簡書和帛書。簡書由編繩和簡片編連成策，帛書的上下邊欄和烏絲欄或朱絲欄的界格正是模仿這一點。紙張比帛輕軟，便于裁剪也更易著墨，容易裝幀成型。所以紙書在邊欄、界行的描模上，仿照帛書模擬簡策的形式。現(xiàn)存的4萬余件敦煌遺書，絕大多數(shù)都畫有邊欄界行，正是紙張作為書籍制作材料加工的證據(jù)。在質(zhì)料保護上紙書也一仿竹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蠢”的原則，在制成書籍前對紙張進行保護性加工處理，如涂布、染潢、打蠟等幾種常見手法。
涂布是造紙流程中的工序之一。作為造紙原料的植物都含有果膠酸，果膠酸在造紙帚化過程中可以脫去大部分，但仍會有一部分殘留。紙的老化快慢、壽命長短即取決于紙張含酸多少和空氣中酸性物的侵蝕程度。古人造紙時涂布本意是在于增白，以便書寫時更加自如。但其使用的白堊粉、石膏粉、滑石粉、面粉等原料，多是低堿性物質(zhì)，涂在紙上后與殘留在紙中的果膠酸中和，從而減緩紙的老化，延長紙的壽命。染潢就是用黃檗樹莖部的內(nèi)皮汁染紙。這種汁呈黃色，味苦嗅香，也是中藥，可解毒清熱。其中所含生物堿主要是黃連素性質(zhì)的小檗堿，具有殺滅蟲卵的作用。色黃，符合古代陰陽五行觀念中的尚黃要求；味苦含堿，可防蟲殺卵避蠢；小檗堿，亦可與殘留低酸中和，起到脫酸、防止紙張老化的作用。古人還在寫好的典籍上打蠟以防紙張受潮霉變，這些都是我們中華民族聰明才智的表現(xiàn)。
如何認識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書籍用紙？
中國古來紙張的品種繁多。蔡倫造紙時，以“樹膚、麻頭及敝布、漁網(wǎng)為紙”。當時的布是用麻類纖維織造的布，稱為麻布。敝布是破舊無法穿用的麻布。漁網(wǎng)也是用麻繩編織的，廢棄不用時可用于造紙。麻頭、破布和破漁網(wǎng)，本質(zhì)上都是麻類植物纖維。這是我國最初造紙時使用的原材料，并沿用至今。蔡倫隊造紙原料進行了拓展了，指的是他始創(chuàng)用“樹膚”造紙。“樹膚”即樹皮，此舉促進了皮紙的產(chǎn)生，同樣直至今日、賡續(xù)未斷。我們所見到的敦煌遺書，大部分都是麻紙，少部分是皮紙。公元9世紀李肇著《國史補》云：“紙則有越之剡藤、蜀之麻面、……韶之竹箋。”韶指今廣東韶關(guān)一帶，表明隋唐時期造紙原料已開始使用竹子。我國南方特別是閩、粵兩省，盛產(chǎn)竹子，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造紙原料。直竹紙的抄造也延續(xù)至現(xiàn)代。還有其他一些造紙原料，但主要是麻、皮、竹二種，以及各種混料紙。總體上講，五代之前的古書用紙，以麻紙為主、皮紙為輔；遼、宋、金、元的古書用紙，以皮紙為主、麻紙為輔；南宋、元、明、清的古書用紙，則是竹紙、皮紙并行。從地域上說，遼、宋、金、元時北方多用麻紙，南方多用皮紙；蜀、江、浙、皖、贛等地多用皮紙，閩、粵則用竹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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