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及其社會影響

　　【摘 要】中華民族的歷史源遠流長，傳統文化的博大與綿延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凝聚力，與我們的生活也息息相關。頑強的生命力、重實際求穩定的文化心態、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族集體主義、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中庸之道的社會心理習慣以及以人為本的仁者風范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現出來的重要特征。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影響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幾千年文明發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環境、經濟形式、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形成、積累和流傳下來，并且至今仍在影響著當代文化的‘活’的中國古代文化。”[1]其內涵或以物化形式存在和延續，如文獻、文物等，或以物化形式存在和延續，如思想、觀念等，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中逐漸內化于人，形成整個民族較為穩定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并且融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升華為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則顯得尤為重要。

　　１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

　　1．１ 重實際求穩定的文化心態這里的“實際”是相對于“玄想”而講的，它更多的側重于現實問題。在中國，長期的農業耕作對農民的影響是巨大的。對他們來說，土地是他們的命根子，他們生存的基礎就是保有土地并且辛勤勞動，他們秉承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信念，腳踏實地的進行生產活動，并且在生產過程中總結出經驗的東西，以更好的服務于他們的現實生活。因此，這種農耕經濟的生產心態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形成重實際黜玄想的務實精神。對中國人而言，擁有了土地，就擁有了安全感和歸屬感，就有了生存的底氣。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使得他們為了生存而安于現狀并且知足常樂，對于整個社會發展來說，農民的穩定安居就是農耕社會發展的前提。農業耕作作為一種簡單再生產，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循環。農業生產依四季變化而變化，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種周而復始的生產方式使得他們對土地有著很深的眷戀，這種歸屬感使他們世代皈依于土，他們滿足于維持這種簡單再生產而相信一種不變的永恒。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就是對這種永恒觀念的表述。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也蘊含著豐富的變易思想，使它內蘊著一種獨特的創造力。正是在這種變易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不斷進取、剛健自強的精神，由此催生出中國勞動人民無窮的創造力，為中國文化的輝煌與燦爛做出貢獻。

　　１．２ 家族為本位的宗法集體主義中國農業經濟的格局和聚族而居、安土重遷的社會生活方式使中國人形成以家族單位，以“小家—中族—大國”為鏈條的社會結構，因而尤其看重血緣、親緣關系。可以說，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就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社會。所謂宗法，就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推崇共同的祖先，規定繼承的秩序及成員自身的身份和權利義務的法則。中國的家就是社會的核心，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因此在父家長制的影響下，父乃家君，君乃國父，家國一體。《禮記·喪服小記》中說“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父、己、子三代為核心，形成了三個同心圓，由父親往上推一代是祖父，由兒子向下推一代就是是孫子，經過這樣一次擴展，親屬關系就由原來的三代延伸為祖、父、己、子、孫五代。接著，再由祖、父、己、子、孫五代分別再向上、向下推兩代，經過這一次擴展，親屬關系就延伸為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孫、曾孫、玄孫九代。由此構成整個宗法制度的基本框架。在這個基本框架中，受宗法觀念的影響，尊卑秩序是尤其重要的，個人是被重重包圍在群體之中的，是無法凌駕于家族之上的，每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而個人的利益要絕對服從于宗族的利益，由此可見宗法等級的森嚴。

　　１．３ 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中國的農業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相對比較獨立的經濟模式，這也就要求國家的管理必須高度集權，才能將這種分散的社會加以整合便于統治。同時，就如我們所熟知的：君舟民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只有以農民為主體的黎民百姓安居樂業，才是農業宗法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社稷穩定的根本前提。關于尊君的思想，個人認為比較典型的是韓非子的觀點。韓非子作為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認為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也正是在這種君主集權主義思想的支配下，國家大一統才能變為現實。與此相對應的就是重民思想。儒家有關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就是最好的例證。只有重視人民的利益和生活，注重人民的根本需求，才是天下得以保全、社稷得以穩定的根本前提。因此，既強調民以君為主，又強調國以民為本，是既對立又統一的。

　　１．４ 中庸之道的社會心理習慣中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體現了崇尚和諧與統一的社會心理。所謂“中”，即不偏不倚，所謂“庸”，即用。中庸就是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調和折中的態度。它是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小農經濟共同作用下的產物。中庸之道作為經國之大道，它要求政治上剛柔并濟，經濟上與民為惠卻又不鋪張浪費，文化上和而不同；作為一種處世之法，它要求中正平和，至誠守信；作為一種中國人獨有的審美情趣，它體現了一種中和之美，表現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１．５ 以人為本的仁者風范以人為本是相對于以神為本而言的。在古代，由于人們無法科學的解釋一些自然現象而將其神化，作為自己的信仰崇拜。周公曾說過天不可信，天命靡常，最先將對神的崇拜拉回現實，認為天命無常，靠得住的就只有德；天不可信，信得過的就只有人。隨著思想的理性化，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人的作用。所以，神的人化逐漸轉變為人的神化。在古代，有資格的被崇拜的人有六種，圣人、成人、賢人、大人、善人和君子。儒家思想作為傳統中國的主流思想，而它的核心便是“仁”。仁作為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成為這種劃分的標準古人對圣人的崇拜實質上是對道德的崇拜。這其實是古代統治者的一種手段，其目的就是使人安分守己，守秩序，以此來維護政權的穩定。

　　２ 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影響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必然存在所謂的精華和所謂的糟粕。中國傳統文化歷經數千年，在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發展、延續，也勢必具有鮮明的兩重性。在古代，這種文化僅僅是作為中國封建統治的工具，但是在現時代，它的影響和意義則不只如此。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首先，文化心態的穩定性與實際性，一方面使中國普通勞動人民能夠最大限度的獲得生存穩定感，可以說確保了古代中國社會秩序的基本穩定；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們缺乏冒險精神，按部就班成為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的一貫準則。這種小農意識的滋生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使得古代中國小農經濟長久不衰。其次，古代中國特色的宗法集體主義和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對封建社會統治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可否認，宗法集體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確實維護了統治階級的統治，但等級的森嚴和尊卑的明確也隔閡了親人間、友人間的關系，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而充滿壓抑。比如皇族中，以皇帝為尊，在古人的眼中，皇帝是天子，可也就是這種嚴格的等級之分，使我們的天子高處不勝寒，孤獨無人懂。他們的兄弟叔舅都是臣子，稱呼上得尊卑立見高下。倫理上的長輩在政治舞臺上同樣對晚輩作揖，甚至下跪。君乃國父，所以每個人都要對國父下跪，然而，沒有了民何來君。因此，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經典的政治理論，無論對古代中國還是現代中國，都是經典之最。第三，中庸的心理習慣使得中國人不擅爭取而常以自謙為美。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人們對中庸之道的誤解使得它變成一種近似貶義的詞。可事實上，無論是在國家大事，還是生活小事，中庸的心理貫穿在每一件事情中。所以，現代要真正懂得古人中庸的智慧，還需要進一步捧讀經典。第四，仁者風范，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具備的。在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而這也被統治者用來作為一種高級的道德崇拜或者道德標準來約束百姓，真正的從心理上和道德上對國家的政治統治發揮了作用，維護了社會的安定。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現代人淪落于商業經濟的漩渦無法自拔，而對自身的道德要求似乎遠遠跟不上物質力量的壯大。

　　３ 結語總而言之，中國傳統文化是古老而又深邃的。它所蘊含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至今仍影響、制約著我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究竟如何堅守自己的文化陣地而不中各種包裝下的外來文化的毒？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意識上的覺醒，只有這種文化意識的覺醒，我們才會認識、尊重和反思我們的文化，就像費孝通先生講的那樣，要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而自知之明是“為了中華民族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世界新文化的生成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提供物質條件和精神自信”[2]，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我們的文化傳統轉變、更新為一種更適合于新世紀的道德資源和精神力量，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

　　【參考文獻】

　　［１］顧冠華.中國傳統文化論略[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6）.

　　［２］費宗惠,張榮華，編.費孝通論文化自覺[M]//中國文化在新世紀面臨的挑戰.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78.

　　［３］孫建樂,馮希哲.中國傳統文化概要[M].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05.［責任編輯：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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