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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思想文化的分析

時間：2022-06-28 04:51:57 文化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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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明朝思想文化的分析

　　思想

　　王的陽明哲學思想上，王的陽明繼承陸九淵的“心學”并發揚光大，他的思想強調“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將“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而王的陽明的弟子王艮更進一部的強化此方面的論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義，而李贄則更肯定“人欲”的價值，認為人的道德觀念系源自于對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現追求個體價值的思想。

　　因西學東漸使科學精神與實學風尚也開始流行。明末伴隨著朝代的更替與異族的侵略，哲學家開始更多思考現實問題與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晚明書院的興盛沖擊了官學的地位，許多知識分子利用在書院講學之際借機批評時政，如曾講學于東林書院的顧憲成及高攀龍，就常諷刺時政，也使東林書院成為與當權派對抗的中心，進而導致東林黨爭。當時學者也會借用寺廟周邊的空地舉行“講會”，倡導新的思想價值與人生觀。明代書院的自由探討辯論學風，是當時最開明進步的學術交融方式，在古老的中國書院里，不同流派的思想可以在此平等交流。明朝人視學閥為恥，將以權力壓制民意視為卑劣，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權傾朝野的大首輔也不例外。

　　文學明代文學以小說達到的藝術成就最高，創作了大量的以歷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的話本、擬話本。一些文人加工改寫了宋元話本，還創作擬話本。“三言”、“二拍”就是這種話本和擬話本的代表作。

　　馮夢龍中國小說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與小說《金瓶梅》就是出于明朝。馮夢龍加工編輯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寫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等;與“三言”類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說集還有凌蒙初編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發現的《型世言》(陸人龍編著)。

　　傳統雅文學的發展在明代繼續發展，著名文人有劉基、宋濂、高啟、方孝孺、唐寅、歸有光、徐渭、王世貞、袁宏道、錢謙益、張岱、吳偉業等人。散曲家則有王磐、馮維敏、薛論道、陳譯、康海等人。萬歷時期，猛烈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與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他們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竟陵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主張獨抒性靈，并且乞靈于古人，目的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戲曲元末雜劇一度中衰。明中葉后，隨著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作品。明代劇作中最負盛名的是《牡丹亭》。在明代，流行的戲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陽腔和昆山腔(昆腔)。昆腔本局限于吳中。嘉靖年間，著名音樂家魏良輔對昆腔進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現了南曲的清柔婉轉的特點，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聲腔，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一種戲曲音樂。

　　書法明朝朝廷極力推崇書法，明朝書法以行書和草書為主。明初書法陷于臺閣體泥沼，沈度學粲兄弟推波助瀾將工穩的小楷推向極致，“凡金版玉冊，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二沈書法被推為科舉楷則，于是臺閣體盛行。明中期吳中四家崛起，書法開始朝尚態方向發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寵與唐寅是這個時期的代表，書法開始邁入倡導個性化的新境域。晚明書壇興起一股批判思潮，書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蕩的視覺效果，有名的有張瑞圖、黃道周、王鐸與倪元瑞等。

　　詩文明代詩文數量卻浩如煙海，不僅作家眾多，而且各成流派。永樂至正統年間，文壇上出現了以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臺閣體”詩派。明中葉，在反對臺閣體冗沓文風的斗爭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崛起，繼而又有嘉靖、萬歷間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壇。他們以復古為號召，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當前、后七子復古運動興起時，文壇上又相繼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繪畫

　　明初，宮廷畫家居畫壇主流。15世紀中葉，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吳門四大家”崛起。他們廣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諸派之長，形成了各具特殊風格的繪畫藝術，又被后世稱為“明四家”。嘉靖時，杰出畫家徐渭，自辟蹊徑，創潑墨花卉。萬歷年，吳門畫家張宏開啟實景山水寫生之先河，在繼承吳門畫派風格和特色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畫面清新典雅，意境空靈清曠。明末還有人物畫家吳彬、丁云鵬、陳洪綬、崔子忠、曾鯨，花鳥畫家陳淳等。

　　《宋史》列賈似道于《奸臣傳》，其內容不少來自野史小說，且出于反對者之口，遇事不問是非，均加貶抑。如鄂州之戰，云似道私約稱臣輸幣，又虛誑報捷，最是壞事。然考《元史·世祖紀》，僅云約和，并無稱臣輸幣之語。況且《元史》里也記載了在鄂州之戰后期，忽必烈曾當著眾人的面夸獎身為南宋守將的賈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見賈似道之才干。

　　如果說對秦檜前期的表現，史學界尚有人加以些許肯定，那么對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賈似道，就只有全盤否定。誠然，賈似道入朝以后的獨攬朝政，排斥異己，結黨營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對加速南宋滅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言其權相或奸臣都不為過，但是如果我們能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對他進行評價，賈似道仍不失為是一個有功有過、過大于功的歷史人物。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衛兩淮和京湖地區時，在防御、筑城、營田和興修學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貢獻，單從后期被人指責為造成南宋滅亡的兩件“罪狀”———他在鄂州之戰中的表現和推行公田法來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處。

　　先言賈似道在鄂州之戰中的表現。發生于南宋理宗開慶二年(1259年)秋冬間的宋蒙鄂州之戰，是關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場重要戰役，指揮入侵蒙古軍的最高統帥是蒙可汗之弟、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領導鄂州保衛戰的是南宋樞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賈似道。蒙軍包圍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兩軍展開了長達三個月之久的激烈戰斗，雙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種原因，蒙軍被迫于當年閏十一月上旬撤圍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衛戰的勝利。可是后人不僅不承認賈似道在鄂州之戰中的功績，反而認為正是他在這次戰爭中與蒙古簽訂了“城下之盟”，后來又隱瞞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滅亡，是有罪無功。事實上，賈似道在鄂州保衛戰中的表現，深得當時人的贊賞，如詩人劉克莊云：蒙古軍大舉南侵之際，“朝野失邑，凜凜有被發之憂”，賈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馳，身先將士，蒙犯矢石”。“以袞衣黃鉞之貴，俯同士卒甘苦臥起者數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掃如山之鐵騎，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與賈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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