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律信仰的培養演講范文

　　依法論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和國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的治國方略和價值選擇。像任何一個國家步入法治化一樣，中國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軌道，要建成法治國家，應具備以下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會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制制度體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會公眾對法律秩序所內含的倫理價值的信仰，即社會公眾對法律忠誠的信仰。如果說前者是法治得以實現的前提和基礎，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實現的關鍵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關鍵。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無法促成一個國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會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種空想。本文試就法律信仰的培養，推進法的精神形成的問題作以下幾點探討。

　　一、培養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從歷史角度看，培養法律信仰具有應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產生并非是現代才興起的產物，早在古希臘羅馬的時期，就有了這一概念的雛形，隨后經歷了西方的各種宏揚法的正義的精神文化建設將其定形，如十二世紀中葉的羅馬法復興運動以及后來的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派和啟蒙思想家的進一步繼承和發展羅馬法基本精神的運動。應該說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不管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法學家們，還是西方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家和啟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養社會公眾對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視“信仰”的權威。然而，培養對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對此，筆者將結合歷史作如下的闡述：

　　第一，在古希臘羅馬的時期，思維敏捷的法學家把法律提到倫理性的高度加以贊揚，認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藝術”；同時，他們十分重視從社會文化倫理角度解讀法的精神本質，將其看成是深藏在實定法之后的最高價值主體，從而確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護了當時城邦自由民從事商品經濟的活動。不容置疑，法學家們對法律的崇高追求并達到適應當時經濟狀況的需要，很大程度激發了當時城邦人民對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對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這種信仰的產生，無疑促成了當時城邦社會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羅馬城邦國家告別原始共同體的人治模式，進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歷史進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羅馬法復興運動到后來的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派和啟蒙思想家所發起的許多運動中，以各種形式來（絕大多數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個性自由和解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反對和廢除封建等級和特權觀念等等，這一切無疑為后來的資產階級的法治國理論奠定了基礎。即使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發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條的宗教改革運動，培育和傳播了馬克斯·韋伯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倫理精神，這一精神高揚了“信仰”的權威和價值，因而這一信仰理念，又使廣大宗教徒從等級森嚴的教會制度的統治中解脫出來，而自愿在當時已成為社會權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觀念的支配下積極投身于政治經濟活動，這促成了西方國家法治精神的形成，從而進一步為近現代的資本主義法治戰略的實施和實現提供強有力的精神動力。

　　總之，縱觀古希臘羅馬和西方國家的法治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公眾的法律信仰的培養對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養社會公眾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國法治精神的形成，從而達到一國法治化狀態的確立。現在，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斷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從其他法治國家中吸取經驗。而上述的古希臘羅馬和西方對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們所可以借鑒的，這對于我國法治國家的構筑是不無裨益的。

　　2．培養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內在需要。

　　“法治應當優于人治”①.，這已成為定論，尤其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更需要法治。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了一個國家法治應具備兩方面的條件，其中社會公眾對法律的忠誠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實現的關鍵，因而，僅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肯定培養社會公眾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種內在需要。

　　首先，我們講一個國家要實現法治化，就必須有足夠的社會公眾對法律的尊重、認可和接受，沒有社會公眾的尊重、認可和接受，即沒有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法律就會喪失穩定性，法律就會沒有權威，猶如一紙空文，那么法治就會論為人治了。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律能見成效，全靠民眾的服從”，“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證，或者說是法治的“軟件”系統設立的基礎，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內在意蘊、精神氣質；反過來說，法治的這種內在意蘊、精神氣質又是整個社會的精神、情感和意識的反映和表達，而構成整個社會的精神、情感和意識的，無疑是那生活干社會之中的全體社會公眾對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認識，即對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從這一意義上講，培養社會公眾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個社會法治的精神的形成，從而有利于法治社會的構建。最后，從法治本身的內涵來講，法治所要表達的意義是：法治是社會公眾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種精神和信仰、意識和觀念，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心態；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頒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應當被全社會尊為至上的行為規則。然而，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條件是社會成員對法律的信仰，沒有社會成員對法律的信仰，這一切只能成為“空中樓閣”。誠如伯爾曼所講，“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僅要求我們在理智上承認——社會所倡導的社會美德，而且要求我們以我們的全部生命獻身于它們，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飛躍，我們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則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養法律信仰，推進法治精神形成所面臨的障礙分析

　　首先，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舊的法律觀念的影響，封建帝制的皇權至上，宗法、特權觀念、專制觀念、權力至上等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產物，即長久的封建人治傳統的中國所構造的法律觀念，潛移默化地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國這種傳統法律文化以皇權至上為特征的權力本位的價值體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確認并全力維護專制王權的絕對至上性。”②這種權力本位的傳統法律文化深深地影響著現代人，人們在權力和法律面前總會出現權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認識，從而對法律失去信心和認同感，便不會自覺地尋找法律的保護，也更談不上對法律的尊重和信賴了，法律就如一紙空文。伯爾曼也曾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③毋庸諱言，若真的如此的話，那不僅將對法律的培養造成障礙，同時也將給中國法治現代化建設造成極大的障礙，使中國法治面臨被拋棄的危機。再次，司法體制存在著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難以滿足社會成員和組織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國司法體制中，公安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等許多方面還不完善，法院的獨立審判權難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貪污受賄、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辦關系案、辦人情案等腐敗現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實踐中，訴訟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變演化成了打關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錢、關系和人情的較量。一個同樣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卻得出了不同的結果；還有，有的當事人即使打贏了官司，其訴訟也難以得到實現，訴訟價值也難以得到實現，審判結果成了“法律白條”、“一紙空文”。這帶給社會公眾將是對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這樣就會使他們萌發出“有法無法一個樣”的心理模式。萬一這一心理模式成為定勢，那法律信仰的培養，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構思。

　　最后，法治理論中法律工具主義思想的存在，冷卻了社會公眾心中熾熱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義論者認為法律只是統治者手中用于對社會進行有效而強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種沒任何思維和良知的東西而已，它是一種靜的沒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說法律是一種工具的話，法律將失去其內在的價值和活力，失去其靈魂和良知，成為倫理價值缺失的殘疾之物。當人們服從法律僅僅是因為害怕國家強制力制裁的話，那法律就無法成為人們信仰的對象。“一個法律制度之實效的首要保障必須是它能為社會所接受，而強制性的制裁只能作為次要的和輔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養法律信仰、推進法治精神形成的對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為現代法治精神的內核，其形成和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同時又是人們有意識地選擇和培育的結果。然而，大量的社會現實告訴我們現行的法律沒有能夠真正成為社會公眾所信仰的對象，從而決定了培養社會公眾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艱難程度。可是中國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會，就不得不對社會公眾法律情感的培養，激發起他們對法律高度認同的熱情，也不得不將法律作為整個社會所信仰的對象，從而以社會公眾內心的原動力支撐起法治大廈的精神層面。為此，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增強社會公眾的權利意識，重視社會主體的自我意識，這是培養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條件。社會公眾的權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一部沒有權利內容的法律就激發不了公眾對它的渴望。應該說公眾的權利意識和法律信仰是一種互相推動的關系，權利意識的增強必然會導致社會公眾對法律的認同及法律所含的價值的褒揚，從而萌發了信仰的雛形；同樣，采取對法律信仰的認同和鼓勵也會引發起社會公眾對權利意識的重視。我們說權利意識的培養主要在于主體——社會公眾的自我意識的蘇醒。然而，在現代社會實踐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國家政權的強制與威懾，而忽視了作為社會主體的社會公眾的主體性與自我意識。社會公眾在國家的強制和威懾下，無可奈何地被動服從法律，逐漸麻木了其自主判斷的思維，也逐漸泯沒了其參與的熱情，這樣其獨立的人格喪失了，而順從的、充滿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長成了，權利意識在其心中就蕩然無存，那么我們所倡導的法律信仰就無從談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設同社會化、專業化、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建設緊密結合起來，這是培養社會公眾法律信仰觀念的重要基礎。我們“必須看到，法治和經濟并非是絕對的因果關系，而是一種結構上的功能互動的關系。法治為經濟的發展創造提供一種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環境，經濟為法治提供某種基礎。”①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對古希臘羅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認為生產要素的流動特別是勞動力的流動帶來得最顯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級和特權為基礎的社會關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約的新的格局，從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們對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現在，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的狀態之下，而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種法治經濟。市場經濟所倡導的是公平、自由的競爭，隨之產生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會各種弊端的滋生，從而最大程度地保護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這樣，就會使社會公眾普遍形成一種嶄新的法律態度，普遍對法律產生一種高度的認同，認識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礙，反而是與自己生活密切貼近的必備條件了。社會公眾沒有了對法律那明顯的敬畏和距離感，有的只是對法律所產生的歸屬感與依戀感，從而激發了他們對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這種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成為了構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現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現代法治理論要消融國家優位理念，樹立起社會優位理念。這種生活優位理念應包含以下觀念：國家是為社會服務的，而不是社會為國家服務的；社會是目的，國家是為公眾服務的工具。潘恩曾說：“政府不過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其目的在于為全體國民——個人的集體的——造福。”②這正說明了社會優位這一理念。現實中，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各項法律是所有社會公眾意志的體現，它們是面向整個社會的，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和社會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國家單方面的命令和國家手中依靠強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臺是國家單方面的命令，這就會使社會公眾喪失對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極服從，從而弱化了他們內心的法律情感。那“沒有了神圣的淵源，也就沒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爾曼所說：“正如心理學研究已經證明的那樣，確保遵從規則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歸屬感，運較強制力更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強制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統治者無須處處都是警察。”④社會的主體是廣大的社會公眾，那么樹立起社會優位的理念也正是國家為社會、為廣大的社會公眾服務的理念，這樣的一種理念是培養法律信仰、促成現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條件。

　　4．加強對國家公職人員特別是執法、司法人員的教育和管理，增強他們的法律觀念，是培養國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證，也是培育現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環節。由于國家公職人員作為由人民委托執掌一定權力的代表和法律的衛士，是法律的具體執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①假使執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執法又犯法，就會“違背全國人民的意志，違背黨的領導，也會損害全國人民的利益。”②這樣的話，就會眾叛親離，甚至會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喪失殆盡。這并非是危言聳聽。這也誠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平的舉動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決則把水源敗壞了。”③因而，為了法律信仰的培養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實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法素質教育，增強其形象意識和責任意識；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健全民主監督、民主考核評估等各種制度，扶正祛邪。

　　四、簡短的小結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要喚起社會公眾的主體意識、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就是要使社會公眾重視自身的獨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權利本位在他們的法律觀念中占中心位置，從而激發起他們內心對法律信賴、信任和尊重的灼熱的情感，并進一步在無形中培養了他們對法律的忠誠的信仰，并且是類似于宗教那虔誠的信仰。這種虔誠的信仰會促成現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將法律內化為一種民族的精神，從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會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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