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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湖心亭看雪》的解讀
pincai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湖心亭看雪》的解讀如下，希望可幫到你!
湖心亭看雪(張岱)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余拿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崇禎”是明朝的年號，開篇就敷上了一層懷舊的色彩。“十二月”，正是寒冬時節，為后文“大雪”埋下伏筆。“大雪三日”，寫雪的來勢之猛、持續時間之長。“湖中人鳥聲俱絕”不從視覺寫雪之大，而從聽覺的角度寫出湖山封凍，人與鳥俱噤聲不出，“絕”字傳出了冰天雪地、萬籟無聲的森然寒意，從聽覺和心理的角度表現了大雪的威嚴，也為后文遇見金陵客的意外與驚奇作了鋪墊。“是日”即三日之后，“更定”即黎明破曉之時。他所以一定要在大雪三日之后、黎明破曉之時，“獨往湖心亭看雪”，必是既不欲見人，又不欲人見。“拿一小舟”之“一”看似累贅，實際卻與后文的“獨”、“惟”及幾個“一”字互為呼應，創造了一種清靈純凈的意境。“擁毳衣爐火”，以御寒之物襯雪地之寒，也表現了作者的特立獨行、任性風雅。“霧凇沆碭”寫湖中水氣凝成的冰花一片彌漫，天地間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天與云與山與水”連用三個“與”，使四種景物一下子全都活動了起來，有了一種動態的融合美，描繪了一幅水墨模糊的雪夜山水圖。若只說“天、云、山、水，上下一白”則顯得缺少生命的活氣與遠近高低的層次。天、云是上面的，山、水是下面的，“上下一白”渾茫難辨，足見其大;“湖上影子”依稀可辨，足見其小。相形之下，大者更大，小者更小。作者在由面到點的觀察景物的同時，似也蘊含有渺然人生如同滄海一粟之感慨。“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這句話中的幾個“一”字，雖與“上下一白”的“一”字用法不同，卻巧妙地將一個微觀而豐富的世界置于宏觀而簡潔的背景之中，共同構成一幅絕美的圖畫。同時，作者精心錘煉的“痕”、“點”、“芥”、“粒”這幾個量詞也是極富形象性和層次感的：有遠近、有高低、有濃淡、有疏密、有大小。隨著視線的移動，景物也漸漸變化，由大到小，由小到微小，襯托出小船在夜色中緩緩行進，展現出一個微妙而靈動的意境。“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實則以意觀景，并非以眼所見。因作者自己就在船上，以眼而察則不可能達到這種遠觀的視覺效果，以意觀之，則虛實相生，有一種“心游萬仞、精鶩八極”的超脫與空靈。“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且是兩人，酒爐已沸，可見早就來了。“見余，大喜”，此處妙在作者對自己見到他們的驚奇避而不談，而從對方的角度寫出雪中相逢、巧遇知己的驚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嘆表現了他們相互之間的賞識，有一種人生難得一知音的感慨。欣喜之余，“拉余同飲”。“強飲三大白”的“強飲”，是說本不能飲，但在此時、對此景、逢此人，不得不飲。為了不辜負自然的美景，為了不辜負知己的盛情，勉力而為，痛飲三大杯。至此，讀者方在冷色調的景中感受到了一點暖色調的情。臨別問起對方姓氏(先飲后問，性情中人)，才知是金陵人客居于此，原來和作者一樣，同是異鄉人，也是有著相同性情志趣的清雅脫俗之人。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此處寫得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我們似乎能夠看見舟子那喃喃自語、大惑不解的神情，令人回味。這是對全文的絕妙點染，“更有”并非減損作者的“癡”，而是以同調來作陪襯，更加突出作者的“癡”。“癡”在一般世俗上的意義，并非一個褒義詞，但古往今來的文人墨客常會把“癡”理解成一種執著專注的追求達到了渾然忘我的那種最高境界，例如“如醉如癡”、“不癡不迷不成才”、“天道酬癡”等等。舟子的話并非有意要說給作者聽，而是如前面金陵客“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嘆一樣，純屬有感而發，脫口而出。這兩句話都用了一個“更”字，表達了一種由衷的感嘆，只不過金陵客的感嘆是由于驚喜若狂，而舟子的感嘆是由于百思不解。
文中人物雖不多，但形象各異。煮酒的童子默默無聲，顯然已深諳自己主人的性情與志趣，早就見怪不怪，甚至很可能已經受到了一些感染和熏陶。舟子則直人快語，過慣了凡夫俗子的現實生活，他整日的操心勞力可能就只是為了自己或者一家人的柴米油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沒有那份閑情逸致，所以他對這些“怪異”的行為是百思不得其解。張岱與金陵客在生活態度和審美追求方面雖可謂志同道合，但在性格氣質方面卻有一些差異。金陵客賞雪，是二人結伴同行，而且還帶上了好酒，談詩論文的同時，“一樽還酹江雪”，何等灑脫快樂、曠達豪放!足見此二人胸襟開闊、心情開朗，與其說是來賞雪，不如說是來享受自然，享受生活，享受那種無拘無礙的君子之交。意外地見到“我”這個不速之客，他們是“大喜”、強邀，熱情爽朗，坦蕩真誠。他們對“我”一見如故，完全接納，是一種很容易與人溝通的性格類型。相形之下，張岱雖然表現出了一種值得稱道的風雅不俗的情懷，但也流露出了他的清高自傲、我行我素，缺少一點海納百川的胸懷。你看，別人盛情相邀，他卻“強飲三大白而別”，這個“而”字，表前后兩個動作的承接，酒一喝完，馬上作別，似有些敷衍之意。臨行才想起問人姓氏，并不久留，轉身而去。個性倒也鮮明，只可惜不易接近，令人費解——難道張岱是一個孤僻的人嗎?抑或是在他的眼中，金陵客不配成為他的知己深交?
只要多加了解，我們就會發現年少時的張岱其實是個十分喜愛熱鬧繁華的人，他原是一個大家子弟，一直過著富貴豪華的生活。他在他的《自為墓志銘》中這樣寫道：“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明亡以后，他才“避跡山居”。明亡之時，張岱“年至五十”，所謂“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陶庵夢憶》自序)，癡人說夢，遂有《陶庵夢憶》，內中皆為憶舊之文，可謂對他過去繁華生活的片斷記錄，心緒是頗多感慨，但著眼處盡是人世的美好、故國鄉土的可愛，洋溢著人生情趣，抒寫著率真性靈。崇禎五年于湖心亭看雪的張岱三十又五，那時的他生活經歷、思想情感都已非常豐富。他知識廣博，著述浩繁，愛好享樂，又怎會是孤僻之人?
那么，是他認為金陵客不配成為他的知己深交嗎?
應該也不是。這是一篇小品文，小品盛行于晚明，標示著明朝萬歷以后文學趣味的變遷，也是明代文學的一大特色。大抵言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情懷與抱負，是小品文所極力要擺脫的。是以，小品文所留心與描寫的風景，是一個藝術與美感的世界。明代小品所代表的美感趣味，就是要擺脫古文以“政治”作為人生唯一追求指標的立場，而強調以“藝術”來經營生活的可能。即換一個角度看世界的態度，指出政治不是人唯一之寄托的美學要求。因此，“明月清風”式的生活就是明人崇尚的生活態度，而“人無癖不可交”、“只可與雅者言，難以為俗人道者哉”逐漸成為了明代士人的生活美學信仰。因此，盡管我們在讀張岱的《湖心亭看雪》之時，無一例外地會想起柳宗元的《江雪》，然而細心體會就能發覺，柳宗元所追求的“境”雖與張岱并無二致——天地之間如此純潔而寂靜，一塵不染，萬籟無聲，人鳥絕跡，但二者所傳達的“情”卻是方圓殊趣。置身“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世界，“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形象顯得過于孤獨，過于冷清，不帶一點人間煙火氣，恰恰是由于詩人借山水來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感，抒發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悶苦惱，而張岱在大雪三日更定之時出行看雪，大概與古文人的“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是一個性質的。如果說柳宗元是因失意于政治才“寄情”于山水，那么張岱則是因“癡情”于山水而無意于政治。是故前者釣雪顯得孤寂凄苦，而后者賞雪倍覺灑脫愉悅。從這種意義上說，假如時空可以移植，讓張岱與柳宗元在湖心亭相遇，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張岱是不會以柳宗元為知交的，因為他們骨子里的志趣與追求是大相徑庭的。但是，從文中所敘來看，應該說金陵客那種清雅不俗的情懷與志趣已經和張岱達到了一種驚人的契合，若說張岱認為金陵客不配成為他的知己深交，實在沒有足夠的理由。
與金陵客偶遇對酌，作者的興致看來并不很高，筆者私下揣度，原因應當有三。概括而言，即“雅”、“狂”、“癡”三字。
一謂“雅”。“雅”者，免“俗”也。什么叫“俗”?如美學家朱光潛所言：“這無非是像蛆鉆糞似地求溫飽，不能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作高尚純潔的企求。”張岱是個文人，更是一名雅士，曾自言“奪利爭名，甘居人后”，然而“觀場游戲”，卻無論如何都不肯“讓人先”的，甚至下棋賭博，都不懂得計較勝負，然而“啜茶嘗水”，卻“能辨澠、淄”。秉持這種性情志趣的人，總是不能為一般人所理解的，在人群中自然是落落寡合，對此，張岱倒也達觀：“自且不解，安望人解?”這種清雅不俗之人，天地之間能有幾個?故此，當他在“上下一白”的茫茫天地之間，與二位更早出行賞雪的雅客不期而遇之時，心中不禁暗自將他們引為知己，詢問之下方知他們原來也是客居于此，同在異鄉為異客，人生漂浮不定，萍水相逢，后會無期。可嘆知音難覓，一如鏡花水月，今日雖能偶得，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人生聚少散多，得而復失更加令人惆悵。如此想來，縱然有美酒助興，也難有熱烈的情緒。
二謂“狂”。張岱曾在其《金山夜戲》中自述少年“狂行”：崇禎二年中秋次日途經鎮江，日暮時分至北固山，因見“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噀天為白”，遂“大驚喜”，半夜劃船至金山寺佛殿，“盛張燈火”而唱劇，“鑼鼓喧闐，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嚏俱至。徐定睛，視為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驚吵眾人，嚇煞寺僧，世人不敢為，而竟敢為之，不但為之，且著文述之，且這種“狂行”在其文中比比皆是。正是出于這種“狂”意，他才會特地選擇大雪三日之后、黎明破曉之時，而且在他憑自己的主觀臆斷“湖中人鳥聲俱絕”的情形下，才出門看雪的。此時的他可能有一種“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負與自賞，萬萬沒有想到還會與人“狹路相逢”，并且不止一個，并且比自己來得更早，并且還不忘帶全了爐酒童子，還有那一派主人聲口的“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嘆，直攪得分辨不清誰才是看雪的正家了。這多少會讓張岱在意外的發現“吾道不孤”的欣慰之余產生一點點挫折感和失落感，因而有些掃興。張岱的這種“狂”，在某種意義上凸顯了我國古代文人所謂的“清高”之氣，這種“清高”之氣，還須得我們拋卻今人世俗的眼光來欣賞方能諳此中三昧。如張岱之行者，古人中并不鮮見。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是有才者的狂傲，劉禹錫的“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有德者的自許，唐人祖詠的《終南望馀雪》，是他在長安科舉應試所作，按規定應作成一首六韻十二句的五言排律，可他只寫下四句：“終南陰嶺秀，積雪浮云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問其原因，祖詠答曰：“意盡。”他這樣做，是冒了落第的危險，這種把人生前途低置于個人詩學思想之下的行為無疑是“狂”到了極致。蘇東坡在《記承天寺夜游》一文中感嘆道：何處無好景致?只是我和張懷民這樣的人不可多得罷了!這大約也是略帶一些“狂”情的自視吧。
三謂“癡”。前面說到張岱“癡情”于山水而無意于政治，而山水之中，他又尤“癡”西湖。大雪鋪天蓋地，西湖萬籟俱寂，黎明破曉時分，尚要冒寒乘舟去湖心亭看雪，個中“癡意”又有幾人能夠體會?
不論是作為曾經的世家公子，還是后來的隱居文人，張岱對于西湖的鐘情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除了在諸如《陶庵夢憶》之類的集子里經常提到之外，他還有專門記錄掌故逸聞的《西湖夢尋》。從那些詩文中，我們可以略略體會張岱對于西湖的復雜情懷。譬如他在《西湖夢尋》的總記中曾將西湖和鑒湖、湘湖做了比較，且一概用女人來比喻，他說湘湖就像待字未嫁的處子，靦腆羞澀。鑒湖則是名門閨秀，雖然令人欽敬，卻不可以狎弄親近。西湖呢，“若西湖則為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媟褻之矣。人人得而媟褻，故人人得而艷羨;人人得而艷羨，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哄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晴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西湖果然美麗，然則是風塵女子的美麗，縱使國色天香，也須逢場作戲，所以誰都可以親之近之，也就誰都可以輕之棄之，繁華的時候門庭若市，冷清的時候闃無一人。
在此書的《自序》中，他劈頭就說“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又說：“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足見他對于西湖的情懷，傾慕有加，憐愛有余，難得卻又難舍，魂牽夢縈，幾欲生死相許。
由于這種深情而又傷感的心態，對西湖的欣賞，張岱以為，“雪巘古梅，何遜煙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綽約;雨色涳濛，何遜晴光滟瀲。深情領略，是在解人。”西湖于他，不論冬春，不論日夜，不論晴雨，都是美的，而這種種的美，都是由于他的深情領略。所以他一直以為唯有自己才是西湖真正的知己，是他心中這位西子眼里唯一的情人，“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西湖》)，唯有他最能深刻領會她的性情、她的韻味、她的美麗、她的哀怨、她的快樂、她的寂寥……所以，他才會總要等到游客散盡之時，才縱舟西湖，“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伴著那“拍人”的“香氣”，進入那“甚愜”的“清夢”(《西湖七月半》);所以，他才會唯愿與西湖相約于無人的雪后清晨，與她獨處，和她對話，再無外人能夠介入他們心靈的默契與情感的溫馨。
我想，在這種心境之下，意外地遇見金陵客，他的興致是無論如何好不起來了的。
了解了這些背景，才可能理解他的特立獨行、他的寡言少語、他冒寒看雪的強烈的沖動、他偶遇外人的淡淡的落寞。在文中，我們看到了曠達與癡情共同釀成的純美的意境。雖有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但我們若錯將《湖心亭看雪》當作一篇山水游記來欣賞，而對作者的心靈語言不予解讀，等閑視之，恐怕我們倒是唐突了名士和名士的佳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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