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四大名著讀后感
導語：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四大名著，簡稱四大名著，是指《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這四部巨著。【讀四大名著讀后感1】
其實我倒認為《紅樓夢》并不是一部愛情小說，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也不是中心故事，但這一敗涂地的悲劇確實是整部書的主要線索，無論怎樣我們也都曾經為這兩人的結局深深地感到遺憾。
當然在地主階級的兩個叛逆者企圖主宰自己的婚姻與命運，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
先說說林黛玉的個性與思想。她“孤傲自許，目下無塵”，同周圍的環(huán)境表現出明顯的不合拍，“所以賈府里除了寶玉這個知己是很少有人喜歡她的。”“一年三百六十日，刀劍雙寒嚴相逼”，“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一首葬花詞就寫盡了周遭環(huán)境的污穢，逼迫的激憤和對茫茫前途的絕望與哀愁。她的尖酸刻薄和好哭的特點，也源于此。是一個具叛逆精神的貴族少女的典型。
而賈寶玉也是一個精神叛逆的典型，作為大觀園里的富貴閑人，賈寶玉自然有許多公子哥兒的習性，在他身上深深地打著貴族地主階級的烙印。但是，他同賈珍，賈璉，薛蟠之流相比，確實別具一樣的性情。他不走所謂讀書應舉，出仕做官，立身揚名，光宗耀主的正道，反而攻擊那些熱中于功名利祿，仕途經濟的人。罵薛寶釵等勸他留心仕途經濟的話是“混帳話”，更是做出翻案的文章：“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鐘與女子，男兒們不過是寫渣滓濁沫而已。”他甚至怨恨自己“為什么生在候門之家?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著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這些思想與行為與封建正統(tǒng)的觀念相對而立，自然為當時所不容。
所以寶黛他們的思想可以說是一脈相通的。她從來不認為寶玉說的那是混帳話，認寶玉做知己，他們的愛情也是建立在這種共同的叛逆精神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到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貫穿于他們的思想性格中的對封建正統(tǒng)，特別是對程朱理學以及八股科舉的反逆思想;一是對自己，對自己的家族，也就上對本階級的前途的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的感覺。林黛玉也許是因她是個女子，又處于無權無勢，孤立無援的地位，所以生存的壓力更重，愁與恨也就郁積欲多。一個是希望“一杯凈土掩風流”，一個則希望化成飛灰，化成輕煙，或者死后被“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一方面是與周圍極不相符的叛逆精神，一方面有對這種階級產生的絕望感與沒落感。
這種叛逆的思想，在當時反映在愛情上是帶有相當強烈的病態(tài)，畸形，傷感的。也只能落個“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的結局了。賈母與王夫人處心積慮策劃了一場騙局，硬是要把薛寶釵嫁給寶玉無非是為了使聯(lián)絡有親的四大家族，親上加親，便于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一旦到了維護自己利益的關鍵上賈母即使將自己的命根子，心肝寶貝，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而寶黛他們卻把自己婚姻的希望一再寄托再賈母身上，希望得到賈母的支持與允諾，簡直是迂腐，軟弱之極。
想想他們用建筑在蔑視封建“仕途經濟”的思想基礎上的“木石姻緣”，去對抗封建衛(wèi)道者精心安排的“金玉良緣”，怎能不落個玉石俱焚的下場呢?
悲就悲在我們看盡了這種荒唐的階級觀念產生的愛情悲劇，還是無法避免在現實的社會中仍有被迫門當戶對的才能成婚的想法，讓婚姻遠離了愛情，直至枯萎，永遠不斷延續(xù)著悲劇。
【讀四大名著讀后感2】
公元22年，諸侯并起，天下紛爭。山清水秀的竹林間，茅舍內，一位中年男子頭戴綸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興亡成敗，胸中盡萬點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顧茅廬的佳話造就了一代偉人，軍事家——諸葛亮。諸葛亮謙虛、謹慎、認真又盡職，或許談不上雄才大略，但在實務管理上幾乎是第一流的，人格、擔當、技巧也的確無懈可擊，也可稱得上是中國史上杰出的政治人物，諸葛亮以其卓越的政治軍事才干，建蜀國，興漢業(yè)，歷經圖治，嘔心瀝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義，展現了一代蜀相偉大的胸襟氣魄，令天下人為之敬仰。
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有通天徹地的才干，深謀遠慮，有扭轉乾坤的力量，呼風喚雨。他神機妙算，料事如神。諸葛亮在益州從無到有，不但建立了整個法令制度，也能發(fā)揚賞善懲惡的正名上下的王道，使整個社會公平正直，明察秋毫。有益于國家，雖然是仇家，也會賞賜;違法犯紀，雖是至親，也會處罰。刑罰雖嚴峻，但是沒有人因此而埋怨，這種公平的統(tǒng)治，很難有人能相提并論。
草船借箭，三氣周漁，借東風赤壁之戰(zhàn)。六出祁山，七擒孟獲，司馬面前擺空城。威鎮(zhèn)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調兵遣將，知人善用。赤壁之戰(zhàn)中，明知關羽乃情義深重，知恩必報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結果華容道上關羽顧念舊恩，寧舍己而放走了勁敵曹操。有人說，此乃孔明之過也，錯失良機。然而卻不盡然。因為劉備急切地加以阻止：“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賢相怎可讓其扼守要道?”時，孔明聽罷曰：“此乃天意，天不滅曹。若魏國亡，東吳勢必崛起，此乃一勁敵，又占地利只勢，蜀國必難與其相抗衡，勢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勢，我等趁此良機，興農業(yè)，固糧倉，養(yǎng)精蓄銳，方可破敵。而云常經此一戰(zhàn)，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計也!”由此看來，放走曹操絕非偶然，亦非孔明之敗筆，實乃形勢所逼，無奈之舉也。是為劉備的漢室興亡著想。
諸葛亮不但具有“大公無私，令人欽佩’的人格和政風，而且他謙虛下人，廣納各方意見，對人才的培養(yǎng)更實不遺余力。
在《出師表》中，諸葛亮特別強調“斟酌損益，進盡忠言，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另一篇《視聽》中更表示：“為政之道，務在多聞，是以聽察采納士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目當其目，眾音住其耳。”“故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是以“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
諸葛亮不但說，而且也徹底地去作。出任宰相后，他特別在丞相府中，成立“參署，’的機構，其目的在于“集思廣益”以采納更多人的意見。他客氣地表示，自己“資性鄙暗”，所以有時無法完全理解和采用，溫他和查和、徐庶、崔州平及胡濟四人的關系始終和好，因此相當鼓勵大家不疑于直言的精神。
最令人感動的是第一次北伐失敗，諸葛亮在漢中前線向北征軍團公布的檄文，公開表示希望今后請將士能勤于攻擊諸葛亮的'缺點，才算忠于國家的人。他曾聽從楊洪的建議，急速派兵馳援在漢中和曹操陷人苦戰(zhàn)的劉備，以穩(wěn)定北方防務;征求鄧芝和孫權的策略;遵從馬稷“攻心為上”戰(zhàn)略，以為南征蠻夷的主要精神指導。或許這些也是他個人心中早作的決定，但他絕不居功，讓優(yōu)秀的部屬不要被自己的光芒所掩蓋，使每個人才都能樂于發(fā)揮自己的智慧，用心于公事。三國鼎立中，蜀漢力量最小，但人才最多，所以才有力量屢次向曹魏攻擊。這些優(yōu)異的人才，的確都是因諸葛亮“不居功、不情才;虛心納諫.的作風.才能獲得。北宋大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諸葛亮詩》中便寫道：“區(qū)區(qū)庸蜀文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廣。”明代大儒方孝孺也評論道：“諸葛孔明之為相，敏然虛己，以求問己之示，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也。”
諸葛亮不僅在培養(yǎng)人才上有一套，在馭用人方面也是值得我們共同學習的。如用魏延。其時三足鼎立，蜀國力量較為弱小，諸葛亮苦撐危局，自然注重網羅人才。蜀中名將除關張趙馬黃外，還有一位就是魏延。諸葛亮在對其的使用上可謂煞費苦心。魏延也算能夠驍勇善戰(zhàn)，屢建功勛。但此人頭后有“反骨”，不夠忠誠，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會謀反，但國家正值用人之際，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關張趙馬黃等人凋零之后。況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為敵所用。諸葛亮一邊用他，一邊又防范著他。待到諸葛亮操勞過度，病危之際，密令魏延斷后。當夜魏延忽作一夢，夢見頭上長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謀反，果應孔明之言。還是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錦囊妙計，才有馬岱砍下魏延首級之舉。知道其有謀反之心，還要用之，如走鋼絲一般，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懼怕之心還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殺之，又讓將士們寒心。只有在其身邊埋下伏兵，待其反時一舉殺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勢下，如何變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實乃大智慧也。
魯迅在評價諸葛亮時認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對前人的評價，我不能深入領會。在我看來，即為“妖”，那意味著貶義。我以為不然，盡管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話，但稱其為“妖”不免過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重情義的人。
街亭之戰(zhàn)中，馬謖爭先，一再狂言不休，沒有引起他的注意，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豈知馬謖怎肯聽王平之言，這是再度失察。結果失去戰(zhàn)機，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將得的勝利，失去了銳氣，失去了滅魏興漢的大業(yè)，失去了政治家、軍事家所應有的明智，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敗筆。這當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過，卻也不盡其然。看，馬謖請兵時，孔明雖有疑慮，但因素對其有好感，抹不開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囑。”這一哭，一揮手之間，深深的自責，貽誤戰(zhàn)機，用人不當，也害了馬謖，累及其全家，可見其“情”之深。對馬謖家屬的安置照顧，又可見其“義”之重。孔明二哭，當參軍蔣琬求情時，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戈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這一哭，又交織著多少情感。馬謖將斬，雖心中不忍，奈執(zhí)法嚴明，為不得不斬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戰(zhàn)局不能扭轉，興漢渺茫，于是悲從中來，怎不流涕?馬謖斬畢，孔明又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為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將士，無不流涕。這一哭，多少悲憤涌上心頭，眼前曾經的茅林溪水;沙場點秋兵;與先帝縱馬與廣袤的田天地之間，談古論今往事歷歷在目。思舊恩，悔自己不聽先帝之言，枉費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興漢大業(yè)，對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個“情”字。
說孔明不“明”，我認為只有一點。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時曾說：“幼主劉禪昏庸無能，貪圖享樂，萬不得已之時，丞相可取而代之，興我漢室。”然盡管先帝如此之說，孔明決不違“情”犯上，依舊忠心耿耿，一生為蜀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義”二字所能盡表?“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fā)生!”
對于歷史人物，由于立場的不同，后代的評價帶有高有低、有好有壞、有正有邪，但數千年來，人們對諸葛亮的評價卻都是正面的，或許有程度的高低，但基本立場則是清一色的贊揚、欽敬及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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