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jīng)》的歷史價值是怎樣的

　　《三字經(jīng)》之所以能夠成為眾多蒙學讀物中最出類拔萃的，乃至被冠以“經(jīng)”的名號，也有它特定的原因。

　　我小時候，《三字經(jīng)》、《神童詩》之類是被批判的對象。其實，如果不批判，小孩子當時也接觸不到，被批判了，反而有了接觸的機會。當然，也因為批判才沒有認真讀它，比方說《三字經(jīng)》，背誦了一半就沒了興趣，《神童詩》也就記得開頭幾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那時的思想指導下，反正是個壞東西，花那么多精力干嘛?那個年代，很多東西都在“供批判參考”的背景下，成為知識和觀念來源的一部分。如今不一樣了。

　　錢文忠先生在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講過不少內容，《三字經(jīng)》是其中之一。近日，錢文忠講《三字經(jīng)》的文字內容經(jīng)較多補正后，以《錢說三字經(jīng)》的書名重新出版，出版商希望我對此書談點看法。其實，我對該書本身沒什么看法，也說不出什么。逐字逐句地解釋《三字經(jīng)》，此類事情我以前就說過，這在中國歷史上是蒙學，也就是小孩子該學的內容。到了現(xiàn)在，變?yōu)槌赡耆说膶W習對象，真不知道該高興還是悲哀。然而，《三字經(jīng)》為何在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為何延續(xù)使用了那么多年?后來又為何被批判?現(xiàn)在又為何受到重視?我們現(xiàn)在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三字經(jīng)》等古代蒙學讀物?這一系列問題倒是值得一說。

　　《三字經(jīng)》出現(xiàn)于南宋時期，《神童詩》早一點，出現(xiàn)于北宋時期。就蒙學讀物來說，還有更早的，例如《千字文》。我認為，《千字文》雖然最初的動議是梁武帝想給皇子們讀書用的，但事實上，它并不符合蒙學讀物的要求，它偏重于識字。內容方面對于兒童顯得深奧，不容易記，也不容易理解，兒童讀《千字文》大概沒多少興趣，只有死記硬背的痛苦。當然，如果把它當成學書法的材料則另說。《神童詩》及《三字經(jīng)》先后在北宋和南宋出現(xiàn)，有它必然的歷史背景。

　　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從理念上說，可以看成是普及教育的先驅，但普及教育成為政府推動的政策和制度，則始于宋朝。從北宋起，鄉(xiāng)間私塾、書院，政府縣學、府學、太學等教育機構的設置，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統(tǒng)，普及教育達到空前的歷史高度，絕對領先于世界。這是造成蒙學讀物開始出現(xiàn)和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不管是《神童詩》還是《三字經(jīng)》，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重視教育，告訴每個孩子讀書學習的重要性，這也是中國人至今重視教育的優(yōu)良習慣和傳統(tǒng)依然根深蒂固的原因。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中國也是最早實行普及教育的。這也是導致《神童詩》、《三字經(jīng)》之類的蒙學讀物歷時幾百年被人接受和使用的原因。相比而言，《千字文》更適合歐洲那樣只有貴族才能受教育的傳統(tǒng)，而《神童詩》和《三字經(jīng)》則貫徹了孔子“有教無類”的平民化教育傳統(tǒng)。

　　重視教育是一回事，以什么內容來教育是另一回事。對于后一個問題的不同答案，造成了后人對《三字經(jīng)》的不同看法及反復，一直到今天。中國的普及教育從宋朝開始，也是有原因的。科舉制度從隋朝開始建立，形象一點說，科舉就是選拔，就是收獲。但是，如果沒有播種，收獲就不會多。唐朝雖然也實行科舉制度，但唐朝的問題之一是，科舉的來源不夠廣泛，知識和教育被世家大族把持的現(xiàn)象較為嚴重。武則天想破除這一現(xiàn)象，但因沒有具體播種的措施，結果也不夠成功。因此，到了宋朝，為了廣泛地選拔優(yōu)秀的社會管理人才，教育普及就變得非常必要，這也是歷史經(jīng)驗教訓的結果。所以《神童詩》、《三字經(jīng)》之類的蒙學讀物才會在宋朝以后大行其道。如果沒有廣泛的普及教育，也就不會有大眾化的蒙學讀物。

　　要說《三字經(jīng)》的內容，先講《三字經(jīng)》中的一個故事。“孟母三遷”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為《三字經(jīng)》中有“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的描述而更加廣為人知。但是，孟子那時候真的是“不學”嗎?孟母三遷的故事告訴我們，孟子始終在不斷地學習，不管是學喪葬、學叫賣，還是學屠宰，其實少年孟軻都是在學，而且非常好學。如果每個母親都像仉氏那樣不讓孩子學習那些內容，那些職業(yè)該由誰來做呢?因此，《三字經(jīng)》中孟母三遷的故事涉及到這一蒙學讀物的本質：讀書的目的。如果我們理解了廣泛的科舉制度導致普及教育的需要，那么，《三字經(jīng)》中孟母三遷的故事很明顯地指向了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讀書做官。《三字經(jīng)》在孟母三遷故事后面緊接著說：“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究其歷史我們看到，竇燕山五個孩子“名俱揚”，都是指考上了科舉，所謂“五子登科”，其中沒有一個是現(xiàn)代工程師、實業(yè)家、發(fā)明家之類。事實上，《神童詩》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也是這個意思，“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鮮明地表達了讀書做官的理念。這是中國古代教育的一個大問題。

　　孟母三遷所表達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觀念是讀書做官的典型體現(xiàn)。之所以說它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大問題，是因為它涉及到推行教育的內容。我在我的《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討論過“李約瑟難題”，即李約瑟提出，中國在16世紀以前，科技一直領先西方，為何在16世紀以后，科技落后了。回答這個問題也可以從《三字經(jīng)》孟母三遷、五子登科的故事中找到端倪。由于中國人很早就比歐洲人更重視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歐洲高，因此，那時候，科技比歐洲發(fā)達也就很正常。科舉制度成熟后，中國的普及教育也世界領先，但是，為了科舉這一收獲，普及教育的內容偏重于道德教育，這是事實。這也是《三字經(jīng)》中孟母三遷、五子登科等故事的本質，即重視道德教育，輕視技能和知識教育。《三字經(jīng)》等蒙學讀物為了科舉的目的，過于強調讀書做官這唯一的出路，在當時來說，它是有益的。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它便顯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尤其當歐洲也開始重視普及教育后，兩者的差別非常明顯：歐洲普及教育幾乎只注重技能和知識教育。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力量在推動道德教育，歐洲的政府力量卻在大力推動知識教育，兩者的結果很快出現(xiàn)了巨大差異。所謂“李約瑟難題”的結論也就在此。

　　《三字經(jīng)》之所以能夠成為眾多蒙學讀物中最出類拔萃的，乃至被冠以“經(jīng)”的名號，也有它特定的原因。一方面，《三字經(jīng)》比《千字文》之類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三字經(jīng)》也包含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內容，例如日月星辰、四季五谷等，這是其他蒙學讀物缺乏的;再說，識字本身也是知識內容之一，讓孩子有興趣就很重要。即便拋開讀書做官這一學習的終極目的，《三字經(jīng)》中“溫席”、“讓梨”等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規(guī)范，對于長大以后不做官的大多數(shù)人來說，的確也是需要的。《三字經(jīng)》將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規(guī)范明確地放在“孝”的起點上，既是順理成章的合理，也是用儒家思想作為主導的體現(xiàn)。事實上，讀書做官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此外，包括中國古代的歷史進程，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所了解，這也是文化自信的來源。因此，《三字經(jīng)》在言簡意賅地描述中國歷史進程時，基本上采用比較客觀的白描，除了少數(shù)地方用了春秋筆法的褒貶外，例如“王莽篡”，絕大多數(shù)關于歷史的描述都只是基本事實。順便說一下，《三字經(jīng)》雖然始于南宋，但后世對它有過加工，《三字經(jīng)》所描述的中國歷史一直到明朝結束而沒有清朝的內容，可以看出，現(xiàn)在流行的《三字經(jīng)》應該是清朝定稿的。

　　換一個角度說，基本的歷史事實也是知識，因此，《三字經(jīng)》能夠在古代蒙學讀物中獨占鰲頭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確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知識教育內容，因而使得它的適用范圍超出了純粹讀書做官的道德教育，具有了更大的廣泛性。然而，歷史本來就是讀書做官的一門必修課，《三字經(jīng)》極其鮮明的讀書價值觀，使得它最終還是把道德教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國在近代史上慘敗給西方，人們發(fā)現(xiàn)技能教育、知識教育的缺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三字經(jīng)》所大力提倡的道德教育，某些時候又對知識教育產(chǎn)生了防礙。因此，面對中國失敗的局面，重視道德教育、輕視技能教育的中國傳統(tǒng)似乎要承擔很大的責任，《三字經(jīng)》被現(xiàn)代拋棄也就成為必然。我小時候之所以在批判氛圍中學習了《三字經(jīng)》，除了它不重視技能教育、只在乎讀書做官之外，還因為那個年代試圖用另一種道德來徹底取代中國傳統(tǒng)道德。

　　那么，現(xiàn)在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三字經(jīng)》呢?我認為，現(xiàn)代中國的教育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過于偏重道德教育變成只重視技能教育，而嚴重輕視道德教育。這種極端沒有影響中國人一貫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但在教育內容上形成了殘酷的教育競爭，教育似乎只剩下找一個好工作的實用價值，甚至做官本身也成為一個好職業(yè)，文憑完全替代了做人的基本修養(yǎng)。此外，崇洋媚外使得當今無數(shù)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嚴重缺乏了解，甚至把傳統(tǒng)當成垃圾而沒有了解的興趣，因此，《三字經(jīng)》所蘊含的道德教育和中國文化的常識便顯得很重要，從而導致了《三字經(jīng)》、《弟子規(guī)》之類的古代蒙學讀物成為成年人的另一種“啟蒙”而受到歡迎，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也應該避免矯枉過正，如果再回到只重視道德教育、輕視技能教育的老路上，我們又將把《三字經(jīng)》推到錯誤的祭壇上。因此，《三字經(jīng)》中規(guī)劃的“四書五經(jīng)”的讀書路線圖，對于現(xiàn)代人來說，我覺得不需要嚴格遵守執(zhí)行。對于現(xiàn)代整體教育思路來說，應該認識到，技能教育與道德教育同樣重要，應受同等重視。雖然現(xiàn)代教育中政治思想課就想達到這個目的，但因種種原因，效果不理想。此種情況下，重讀《三字經(jīng)》，向無數(shù)只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缺乏中國文化常識的現(xiàn)代人、現(xiàn)代教育產(chǎn)物，用《三字經(jīng)》做基本道德和基本傳統(tǒng)知識的“新啟蒙”，我覺得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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