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科學文化的歷史發展及啟示

　　摘要：“李約瑟難題”引發的中西文化差異問題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影響中

　　國科學發生、發展的因素是眾多的、并且復雜的。中西文化差異的本質集中地表現為中西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根源在于兩個地域中的人們在實踐方式上的不同。通過對中西方科學文化的歷史發展的認識和理解，對我們的啟示無疑是巨大的，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為發展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做出我們的貢獻。

　　引論

　　人類已跨入21世紀，建立在對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知識經濟正在逐步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我們的時代無愧為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時代。不僅人們的物質生活一刻也離不開理性科學所創造的文明成果，而且，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形態等也在科學技術的作用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各國政府都以發展本國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目標。科學技術能極大地提高生產力，所以在各國的發展戰略中被放在突出位置。中國從清朝末年洋務運動、自強運動以來歷代政府都很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又把科學技術視為“第一生產力”格外重視。

　　回顧近代幾百年來的科學技術發展史，人們發現科學技術不僅依賴于社會經濟其它因素的發展，而且有著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一些失敗經歷在這幾百年里反復重演，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所以正確認識近代科學技術發展史，理解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條件，對確立當代科學技術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西方科學文化發展的歷史

　　在科技發展史上，近代科學的興起，只占很短的一段歷史，按照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的劃分，真正稱得上近代科學的起點是從300多年前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開始的。為什么用一本書的出版來劃分呢？為什么不以瓦特發明蒸汽機來劃分呢?或者以中國發明造紙術來劃分呢?我贊成楊振寧的劃分,因為這種劃分是以現代科學思想體系的確立為界限的。確立這個由全人類共享的科學思想體系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它，也許今天我們仍處在中世紀的愚昧時代。當時多少代人在黑暗中去探索“點石成金”術而均以失敗而告終，多少代帝王去追求“長生不老”術而得到的卻是皇帝的短壽。當然在牛頓之前也有科學技術，火藥指南針等都是中國古代的重大科技成果，“一尺木棒，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就是中國古代的微積分學的萌芽。但是還不能稱之為體系，還沒有形成嚴密的綜合和演繹的思想方法并接受科學實驗來檢驗的科學思維體系。自文藝復興之后這個嚴密的綜合和演繹的思想方法并接受科學實驗來檢驗的科學思維體系的框架才經過許多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的努力，直至牛頓才最后形成了。從此科學技術就以已往不可比擬的速度向前發展。由此可見，這個思想體系的確立要比一項單獨的發現或發明更為本質、更為重要。因此楊振寧就把牛頓的“數學原理”一書作為近代科學與古代科學的分水嶺，這是很有道理的。它是近代科學文明的一個偉大里程碑。

　　（一）中國科學文化的歷史發展

　　中國科學技術在世界科技發展史上有其重要歷史地位。它的發展從遠古時代原始積累，春秋戰國奠定基礎，兩漢、宋元兩次高潮，中經魏晉南北朝的充實提高和隨唐五代的持續發展，至明萬歷以后雖比諸同時期的西方已經大為落后，但仍有緩慢進展，也出現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傳統科學思想從高峰走向總結。綜觀整個發展歷程，16世紀以前的中國科學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傳統科學思想和科學技術的突出成就正是我國古代的科技先驅辛勤耕耘、善于觀察、長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聯系實際的產物，閃耀著我們中華民族智慧的光輝，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馬克思就曾經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總的說來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杠桿。”（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頁第427頁。）而今天眾多著名科學家對中國傳統科學思想珍貴價值的重新肯定，必將使之在21世紀科學技術發展中顯示出東方智慧的新的轉移與新的實現，這種情況在一些學科已初見端倪。

　　1.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思想的發展，既有連續性，又顯示出階段性高潮的特點

　　我國古代社會從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綿延不斷，既不曾發生過像羅馬帝國那樣中斷無繼的歷史悲劇，也不曾經歷西歐中世紀的黑暗時代。這就使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得以世代相傳、連續積累，并在這個基礎上走向自己的巔峰。世界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把中國古代各個時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為縱線，世紀年代作為橫線，制作了一幅科技發展的示意圖，它清楚地表明：無論是以前4000年，還是近500年來，中國科學技術“事實上一點沒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穩緩地前進”。他在《中國與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還指出：“我常喜歡用一種相對來說緩緩上升的曲線來說明中國的演變，顯然這曲線比歐洲同一時期，譬如說公元二世紀至十五世紀的演變過程的曲線上升得高，有時高得多。”

　　2.經驗性、描述性、實用性與本土化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一個突出特點

　　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特點是在封建社會初創的秦漢時期形成的，從建立與鞏固新的封建秩序出發，要求科學技術直接為發展生產服務就成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實用性的色彩。秦統一我國后，出現了“焚書坑儒”事件，“所不去者，醫藥、卜巫、種樹之類”，意思是那些有實用價值的書要保留，也就是說科技的實用性還是受到重視的。漢承秦制，這部分科技遺產當然會被繼承。科技的實用性被固定了下來，但有所不同的是，與此同時，把秦始皇打擊的儒家樹立為統治思想，西漢作為整理已有科技知識的重視時期，像醫藥、天文歷法、數學與農學四大傳統科技或者在此時成書，或者在原有基礎擴充，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導下，以實用性為特色的重要成果。由于封建社會綿延2000多年，中國科技在秦漢時期形成的這種特色，也就被進一步固定化，幾乎成為一種前后繼承的固有模式。

　　3.與農業關系密切的學科更多地得到發展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又一特征

　　由于我國古代的封建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國家又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因此，與農業關系密切的學科，如天文學、農學、地學、醫學等在中國古代都得到較大的發展。譬如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歷法方面所顯示的特色體系與連續不斷發展的情況，那是很突出的。從社會需要考察，先秦以來，一直強調以農為本，編造歷法，授民以時正是歷代王朝必須從事并給以極大關注的重大事項。又如作為地學分支之一的氣象學，遠在3000多年前，在我國殷代甲骨文中，就有關于天氣實況的記錄，《卜辭》里還表達出人們已有預知天氣狀況的要求，這些都是和當時農業生產的需要相適應的。水利工程與水文知識的發展同樣與農業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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